其实儒家的生生法，它既是世间法，同时也是出世间法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
从秦汉大统一以来，帝皇专制独大，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以人格性的道德连结的方式来教化众民，而以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作为它的背景。我觉得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就像这样：放在一块儿，它们是可以生养的，而且这种生养是还可以继续下去的。
林安梧：它已经开始匮乏了。那么，对于这么一种社会需求，就需要作出制度安排，而且把它法律化。这其实不能说是我提出的，我是从儒家思想当中归纳出来的。儒家不是什么人本主义，而是天本主义，或者天地本位主义。那时候常与我来往交谈的对象有几个，前辈中如林毓生教授、郑再发教授、周策纵教授，同辈中有吕宗力、郑同僚、马家辉、黄崇宪、陆先恒、翁仕杰等人。
帝制式的儒学以尊君为上。我们今天这个转型期，是新一轮的礼坏乐崩和诸子百家的兴起。再一个就是关于儒教的问题。
依船山先生来说，性是习与性成[33]的，这样的人性是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的，它是在变动中长育而成的，是未成可成，已成可革[34]的。我接着说，公民儒学，它确实是很重要的。另一方面，佛教本土化之后与儒道交涉，要厘清这种交涉。黄玉顺：佛教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。
黄玉顺：现在就不是及的问题了。反专制，那就很困难了，因为你一反，可能就被杀头了。
林安梧：我那个中国人文诠释学，其中有两章：一章是讲的语言是存有之道，这比较接近你的说法。这些问题慢慢诠释、讲明了以后，其实，中国哲学不是只有它的特殊性。人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参与这个社会的，必须有公民的理性，在契约下来建构这样一个社会。那现在大家到底爱人民币、还是爱美金呢？时代变迁。
《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——〈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〉再探讨》，《思想家》第一辑，巴蜀书社2005年版，收入入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。黄玉顺：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，都有问题，哈哈。1993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国去，下飞机之后，都是洋人。所以，我们讲人文主义，不应该专讲西方近代人文主义。
它不对，我们就改变它。我们能够追寻的是，作为一个儒者可以追求的，是它可能成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。
儒学讲的也是这个活动，从你的这个爱，所以在来讲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体之仁嘛。 [15]参见黄玉顺：《生活儒学关键词语之诠释与翻译》，《现代哲学》2012年第1期。
林安梧：我跟郭齐勇兄谈的时候，他很赞成，我说：你在武汉大学想办法吧。林安梧：就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，中国哲学就很广啦。那么，就仁义礼智来说，人们一般把它们归入五常或者五德。突破了话语本身的限定，道、意、象，一层一层向上。黄玉顺：其实，我和你观点大致一样。老子所说的无→有→万物，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存在→形而上者→形而下者，就是这么一种关系。
中国哲学并不是自身跟世界哲学不接轨的哲学。我是觉得，这几个次序的混乱，已经有一百多年了，百年的混乱。
我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的。如果祖父、父亲不做，就祖母做。
你连演员都不是，谁让你当导演呢？所以，先做演员，再当导演。林安梧：隐性的、柔性的。
[78]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这件事应该做，而且是只有好处、没有坏处的。当然，这些话语本身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思考。林安梧：还想谈谈刚刚谈到的几个问题：话语、认知、思考与存在。
我最近曾谈到道德与伦理的关系问题。佛教现在还有对师傅的跪拜礼。
之后给学生书局出了，又稍微更动了一下，就叫《中国人文诠释学》。黄玉顺：那是有政治背景的。
假如两个学者在讨论道德问题，有可能他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：可能一个人心里想的是失道而后德[65]。黄玉顺：我担心的是：它的中心词会变成religion。
林安梧：这本书，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送给你过？一直忘了。） （王硕整理） [①]林安梧：《人文学方法论：诠释的存有学探源》，台北：读册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7月印行。但是，这种形而上者-形而下者的思维模式，这样的思想视域，今天看来不行了。用《周易》的话语说，这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我们不管它们是不是实体，反正形而下者是多，西方叫做现象，我们叫做万物，而形而上者是一。
道、象、言的关系——道显为象，象以为形，言以定形，在我的理解来讲，中国的文化传统观，它很独特，我常常说它是一个象在形先的传统，而不是形在象先，所以我们这个象就不为形所拘。我就是从这里来我写那本《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》的，其实我是很有意的。
[61]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人类总是在问：这些玩意儿是怎么来的？是何以可能的呢？于是乎，我们就去找一个形而上者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林安梧：在台湾，佛教徒也去拜妈祖，也跟着基督教的朋友上教堂。钱杲之说：女喻贤臣可配君者。
